Tuesday, December 22, 2009

career lesson

from 千羽

《潜伏》并不是间谍片,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职场教程。余则成的经历,有绝对的现实意义,他用亲身体验,教导我们如何在险恶的职场生存。
而现今的职场,比余则成面临的环境更糟糕,我们都是在狂涛骇浪里潜伏的小人物。

所以,研究专家“余则成”是怎么说,怎么做的吧。

1、办公室里只有两种人,主角和龙套。

在《潜伏》里,每个角色都有个性。只龙套非但没性格而且还专业送死。

职场上也一样,想要过的轻松,不想往上爬,那就只能做一辈子的龙套。
作龙套的坏处就是:送死你先去,功劳全没有,裁员先考虑。
现在的职场绝不是养懒人的地方,你要比别人生存的好,就唯有当主角,让别人去做龙套。
你不能踩着别人肩膀,就只能做他人垫背。

2、每个人都要有大志,就算要毁灭世界也可以。

胸怀大志是做主角的首要条件。譬如余则成的信仰,站长的贪钱,马奎和陆桥山要当副站长,李涯为了党国事业,这些都是大志,而有理想存在才能为此奋斗。

在职场上,你若没有一个奋斗目标,就不可能进取的往上爬,到最后只能沦为龙套,成为别人的牺牲品。所以不管毁灭世界,还是成为第一首富,你都必须心存志向,以此为目标。

3、别被理想忽悠,理想是需要的,但不是别人的理想,而是你自己的。

当提起大志时,有人会想到企业目标,想到企业文化,想到老板慷慨激昂的演说。忘了那些吧,老板的理想只是老板的,而职场上,你是独立的。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能被轻易忽悠。

《潜伏》里,不管站长还是戴笠,甚至是余则成自己都会提到党国的事业。而实际上,他们心里都清楚的很,一切都该以自己为先,自己的大志才是可奋斗的目标。
不管别人有什么理想,要牢牢记住自己的大志,这才是立命之根本。

4、如果真的没大志,那就为钱奋斗。

《潜伏》里,站长说过一句话。每个人都有解甲归田的时候,如果不是为了钱,谁要当这个官呢。所以赚钱是人最主要的追求。职场上很危险的局面,就是老板用理想笼络人,想让人不拿钱白干活。但真的肯不要钱干活,那你就是没价值的,既然没价值,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金钱是唯一衡量你价值的东西。你真的一无所求的话,那就为赚钱而奋斗。

5、你可以不聪明,但不可以不小心。

《潜伏》里似乎每个人都聪明,其实翠平也很聪明,可为什么她就状况不断,最后还暴露身份。就因为她不够小心。职场与此一样,你可以不聪明,但不可以不小心。不聪明的人,最多笨拙一些,事情做的差一些。而在职场上,这不是很大的罪过。

但不小心就随时会触犯到别人的利益,犯下得罪人这个职场大忌。到那时,穿小鞋都不晓得是为什么穿的。管牢嘴,能风花雪月的时候就少议论同事,能说人好话时就别说坏话。这就是余则成的生存之道。

6、你说的每句话,老板都会知道。所以要好好想想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别奢望你私下说的话老板就听不到。老板能知道一切,这是真理。就像余则成给左蓝写信,自以为夹在书里没人知道,而实际上,他落下的每个文字,每句话都有人注意。

在职场上完全相同,只要你不是一个人自言自语,就得担心谈话对象会把话传出去。而经验告诉我们,每一句对公司的议论,最后都会传到老板耳朵里。所以你跟任何人说话时,都要好好想想,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不该说的绝对不能说,可说可不说的也闭嘴。

7、偶尔对老板交心是必要的,但要有的放矢。

余则成和站长关系亦师亦友,可谓是站长的铁杆亲信,两人之间时不时有促膝长谈。记住,促膝长谈是种手段,而不是真的让你什么都说。偶尔的交心,说些无关紧要的私己话,能让老板觉着你贴心。而事实上,从没一个上司会对你真的交心。

切忌一热泪盈眶,就把心窝子都交出去。被出卖的,永远是交心的那个。

8、不管什么时候,装傻总是最不易犯错。

在《潜伏》里,余则成看起来傻傻的。当别人问起一些紧要问题时,都会装傻,罔顾左右而言它。这实在是很高明的生存术。金庸也曾经说过,他年迈耳背后,该听见的话就能听见,不该听见的话就听不见。当有人要你当面表态站队,要你选择事情的方向,不管你怎么选都是错的。那么装傻就是最好的选择,这是没选择时最不易犯错的方法。别担心装傻的样子很拙劣,即使每个人都看出你在装傻,可他们依旧拿你没办法。真正倒霉的是那些明确表态的人,有这些龙套牺牲,怎么也轮不到你。

9、把自己当成最聪明的人,往往是最笨的。

在刚开始时,余则成向左蓝隐瞒自己是军统特务,向吕宗芳隐瞒左蓝是激进分子。余则成觉得自己能掌控大局,可实际上,他才是对方棋盘上的棋子。左蓝和吕宗芳早就决定把他发展成共产党了。

在职场上,总把自己当最聪明的人,一定是做龙套的命。真正聪明的高手,是大智若愚,该精明时精明,不该精明时装傻。

10、一定要有靠山,但比靠山还可靠的,是让自己有价值。

余则成向来是有靠山的人,一开始的吕宗芳,后来的站长,甚至是戴笠。正是这些靠山的存在,才让余则成多次转危为安,不引人怀疑。但比靠山更重要的,是余则成本身的价值。
如果没有军统背景,吕宗芳绝不会拉拢他。如果没有立下大功,戴笠也不会青眼相加。如果他不能帮站长弄钱,也不可能获得庇护。

所以在职场中,和上司们搞好关系是一门必须的功课,为自己找好靠山很重要。而比此更重要的,是让自己有足够的价值,以致于每个上司都必须拉拢你。

11、你是上司的人,上司却不一定是你的人,这层意思一定要明白。

当一个上司对你说,你是他的人时,心里一定要清楚,上司并不是你的人。你是他的,他是他自己的。在潜伏里,马奎曾经是毛人凤的侍卫,按说有此大靠山该有恃无恐才对。但马奎一出事情,毛人凤立刻就躲了。当你的事情与上司的利益有冲突时,他们会毫不犹豫的出卖你。

无论何时都要记住,你是你自己的,只有你才能对自己负责。别相信上司故作亲近的话,那随时都会是陷阱。

12、上司说他对你很放心,事实可能正好相反。

站长经常对余则成说,我对你很放心。可事实上,站长对余则成的试探调查从没停过。如果上司真的对你放心,他根本不用经常提及。

真正的信任,是通过行动表现的。当上司愿意把害人的事情,把职场斗争的事情和你一起做,那才是信任的表现。而上司口头说对你放心,则反而要当心了,很可能你做了什么,让上司产生你不忠的怀疑。

13、站在上司立场上想问题,站在自己立场上办事情。

当上司相信你,让你做一些事情时,心里必须要有本帐,别傻兮兮的什么都做。你要站在上司立场上去考虑问题,了解上司为什么要做,能达到什么目的。然后再以自己的立场抉择,有些做,有些推脱。就算是象余则成这样看似对站长忠心耿耿的人,也不是什么都会做的。选择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去做,不符合利益的想法推搪。用做了的事情取悦上司,而不做的事情则让上司知道,你已经完全尽力了。

14、上司突然垮台,不要惊慌,独自完成任务,然后借此再找到新的靠山。

《潜伏》里,余则成和吕宗芳被派去南京刺杀叛徒。而吕宗芳突然牺牲,余则成并没有慌张,反而独立完成任务,成为军统大功臣,完成了事业转折。

在职场里,经常发生上司突然垮台的事情。如果你不幸遇见,千万别惊慌,独自完成手上的工作,而且要做的漂亮精彩。而这就是你将来安身立命的资本,你可以借此找到新的靠山。还是那句话,必须要让自己有价值,这比有人罩着你还重要。

15、做事做的好,干活干到老。

余则成并非总是聪明的,他与党组织相比就是弱者。余则成不懂得“做事做的好,干活干到老”这个道理,所以他从一开始做潜伏工作,一直到大陆解放后还必须做下去。甚至与翠平生离死别,没有得到个人最佳结局。

“做事做的好,干活干到老”和“让自己有价值”这两句话间并没有矛盾。价值是体现在关键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方才要突然爆发的。而无关痛痒时,尤其是做些没功劳只有苦劳的活,别做太好。永远干得好,就会一直干下去。若让人觉得,你只有做庸碌工作的才能,就算干到累死,你也没有爬上去的那一天。

16、一定要有缺点。

在职场,一定要有缺点。即使象余则成这样,也并非完美,他会故意暴露一些缺点给人看,譬如感情,譬如贪财等。

一个完美而毫无缺点的人,为遭人嫉恨,会被人敬而远之。如果连上司都对你敬而远之,那职场之路就危险了。所以聪明人会故意暴露些缺点,尤其是无关痛痒的缺点,让上司以为他能拿捏住你,那才是最安全的境地。但缺点绝不可致命,却不能是你真正的短处,只可以是风花雪月时谈起的余兴节目,和人套近乎有余,想以此要挟则没门。



17、高你半级的人,往往是最危险的,同级的是天然敌人。

如果已经有一官半职,那对这句一定感同身受。象余则成那样,比他高半级的马奎、陆桥山甚至李涯都十分危险,处处拿他当假想敌。因为高你半级的人会有危机感,怕你随时都可能与他们平起平坐,所以有机会他们就会打击你。而不管高半级还是一级,都是上司,他们给你穿小鞋就危险万分了。而同级的人是必然的敌人,只要你们的上司不是傻瓜,就一定会挑拨手下争斗。这是中国五千年来的帝王术,是国粹。

18、十句里要有九句真话,这样说一句假话才有人信。

这是《潜伏》里很明显的情景。余则成说话并不总是假的,反倒有九句是真话。正是这样,他才能得到站长的信任,以致于连去台湾都要带着他。职场中,九真一假也是最佳法则。一个满嘴跑火车的人是得不到上司信任的,只有忠心耿耿,几乎不说谎的人,才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骗到所有人。你要当老实人,老实人才能取信于人,没有别人的信任就没有关键时的谎言。说谎只需要在最最关键的时刻,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狼来了的故事,大家都应该听过。

19、把每个慌话都当成性命攸关,这样说谎就不会内疚。

职场上很关键的难关,就是怎么过自己心理关口。有些人天生不会说谎,一说谎就内疚。
这时候,就需要想起你的大志了。当一个人有志向,有理想,有信仰的时候,他就可以做任何事情。余则成为了完成任务说过谎,杀过人,也做过很多坏事。这完全因为他有信仰在支撑,所以并不会内疚。而你也要记住,每个谎言都可能是性命攸关,如果过不了自己的心,就可能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如果这么想了,你还会内疚么?



20、每个人都站在恶的那一面,因为各人有各人的善。

最后讲一句关于理想的道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而有利于自己理想的则是善,不利于别人理想的则是恶。因人们各有各的立场,有不同的需求。所以在别人眼里,你必然站在恶的那面。你永远都是自己的善,别人的恶。

但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大善,怎么样才是大恶呢?为实现理想说一句谎,这是恶,但不是大恶。而如果你的理想是毁灭世界,那才是大恶。譬如你以事业红火,同事幸福为理想,那么就算为这个理想做了坏事,也不过小恶。行大善而为小恶,历来被圣人们不齿。可圣人自己也这么做。如此的圣人可以从孔子、孟子、王阳明一直排到更近更近。儒教里有知行合一的法门,就是要你明白,只要理想大善,便可无所不为。然而,你必须真的确信自己的志向是善的。就像余则成一样善。

Sunday, December 20, 2009

暗时间

by mind hacks

如果你有一台计算机,你装了一个系统之后就整天把它搁置在那里,你觉得这台计算机被实际使用了吗?没有。因为CPU整天运行的就是空闲进程。运行空闲进程也是一天,运行大数据量计算的程序也是一天,对于CPU来说同样的一天,价值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脑也是如此。

善于利用思维时间的人,可以无形中比别人多出很多时间和生命,从而实际意义上能比别人多活很多年。我们经常听说“心理年龄”这个词,思考得多的人,往往心理年龄更大。有人用10年才能领悟一个道理,因为他们是被动领悟——只有在现实撞到他脸上的时候才感到疼,疼完了之后还是不记得时时提醒自己,结果很快时过境迁抛之脑后,等到第二次遇到同一个坑的时候早忘了曾经跌过跟头了,像这样的效率,除非天天摔坑里,否则遗忘的效率总是大过吃亏长的记性。善于利用思维时间的人则能够在重要的事情上时时主动提醒自己,将临时的记忆变成硬编码的行为习惯。

每个人的手表都走得一样快,但每个人的生命却不是。衡量一个人生活了多少年,应该用思维时间来计算。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一个人从生下来开始就呆在一个为他特殊建造的无菌保护室里,没有社会交往,没有知识获取,度过了18年,你会不会认为他成年了?

认为时间对每个人是均等的是一个错觉,认为别人有一天,我也有一天,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如果你正在学习一门专业,你使用自己所投入的天数来衡量,很容易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投入了不少时间,然而其实,“投入时间”这个说法本身就是荒唐的,实际投入的是时间和效率的乘积。你可以“投入”很多时间在一件事情上面,却发现毫无进展,因为你没有整天把你要做的事情,要学习的东西常驻在你的大脑中,时刻给予它最高的优先级。你走路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做梦的时候心心念念想的就是这件事情,你的CPU总是分配给它,这个时候你的思维时间就被利用到了极致,你投入的时间就真正等于了实际流逝的时间,因为你的CPU是满载的。

如果你有做总结的习惯,你在度过一段时间之后总结自己在某某领域投入了多少时间,建议千万不要粗略地去计算有多少天下班后拿起书来翻看过,因为这样你也许会发现书倒是常翻,但领悟却不见得多深,表面上花的时间不少,收益却不见得那么大。因为看书并记住书中的东西只是记忆,并没有涉及推理,只有靠推理才能深入理解一个事物,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这部分推理的过程就是你的思维时间,也是人一生中占据一个显著比例的“暗时间”,你走路、买菜、洗脸洗手、坐公车、逛街、出游、吃饭、睡觉,所有这些时间都可以成为“暗时间”,你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时间进行思考,反刍和消化平时看和读的东西,让你的认识能够脱离照本宣科的层面。这段时间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日积月累将会产生庞大的效应。

能够充分利用暗时间的人将无形中多出一大块生命,你也许会发现这样的人似乎玩得不比你少,看得不比你多,但不知怎么的就是比你走得更远。比如我就经常发现一些国外的牛人们为什么不仅学习牛逼,连“业余”玩儿的东东也都搞得特牛逼,一点都不业余(上次在《How We Decide》上看到斯坦福的一个牛人,粒子物理教授,同时是世界扑克大赛的前六名保持者,迄今累计奖金拿了6百多万刀),你会奇怪,这些家伙到底哪来的时间,居然可以在不止一个领域做到卓越?

程序员们都知道,任务切换需要耗费许多额外的花销,通俗地来讲,首先需要保存当前上下文以便下次能够顺利切换回来,然后要加载目标任务的上下文。如果一个系统不停地在多个任务之间来回倒腾,就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在上下文切换上,无形中浪费很多的时间。

相比之下,如果只做一件任务,就不会有此损失。这就是为什么专注的人比不专注的人时间利用效率高得多的原因。任务切换的暗时间看似非常不明显,甚至很多人认为“多任务”是件很好的事情(有时候的确是),但日积月累起来就会发现,消耗在切换上的时间越来越多。

另外,大脑开始一件任务的时候必须要有一定时间来“热身”,这个时间因人而异,并且可以通过练习来改变。举个例子,你看了一会书之后,忽然感到一阵无聊,忍不住打开浏览器,十分钟后你想起来还要继续看书,但要回复到当时理想的状态,却需要一段时间来努力去集中精力,把记忆中相关的知识全都激活起来,从而才能进入“状态”,因为你上了十分钟网之后这些记忆已经被抑制了。如果这个“热身”状态需要一刻钟,那么看似十分钟的上网闲逛其实就花费了二十五分钟。

如果阅读的例子还不够生动,对于程序员来说其实有更好的例子:你写程序写得正high,忽然被叫去开了一通会,写到一半的代码搁在那儿。等你开完会回来你需要多久能够重新进入状态?又或者,你正在调试程序,你已经花了二十分钟的时间把与这个bug可能相关的代码前前后后都理解了一遍,心中构建了一个大致的地图,就在这时,呃,你又被叫去开了个会(:D),开完会回来,可想而知,得花上一些时间来回想一下刚刚弄清的东西了。

迅速进入状态的能力是可以锻炼的,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至少可以缩短到3-5分钟。但要想完全进入状态,却是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实现的。所谓完全进入状态,举个例子:你看了3个小时的书,或者调试了半个小时的程序之后,往往满脑子都是相关的东西,所有这些知识都处在活跃状态,换言之你大脑中所有相关的记忆神经网络都被激活了,要达到这样一种忘记时间流逝的“沉浸”状态(心理学上叫做“流体验”),不是三两分钟的事情。而一旦这种状态被破坏,无形间效率就会大打折扣。这也是为什么我总是倾向于创造大块的时间来阅读重要的东西,因为这样有利于“沉浸”进去,使得新知识可以和大脑中与其相关的各种既有的知识充分融合,关联起来,后者对于深刻的记忆非常有帮助。

要充分利用暗时间,不仅要能够迅速进入状态,另一个很重要的习惯就是能够保持状态多久(思维体力)。《The Psychology of Invention in the Mathematical Field》上有一段关于庞加莱的思考习惯的介绍,很有代表性。庞加莱经常在去海边休假或者在路上走的时候在脑海中思索数学问题,很多时候解答就在这些时候忽然闪现。虽然我和庞加莱是没法比的,但是常常也在路上想出答案,这是一种愉悦的体验。

能够迅速进入专注状态,以及能够长期保持专注状态,是高效学习的两个最重要习惯。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包括我自己),工作了之后,要处理的事情一下多出了很多,不像在校园,环境简单,生活单纯,能够心无旁骛地做一件事情而不被打扰。工作之后的状况就是,首先需要处理的事情变多,导致时不时需要在多个任务之间切换;另一方面,即便能够把任务的优先级分配得比较合理,也难免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心中忽然想起另一件事还没做的焦虑来,因为没做完的事情会在大脑中留下一个“隐藏的进程”,时不时地发个消息提醒你一下,中断你正在做的事情。

因此这里就涉及到最后一个高效的习惯:抗干扰。只有具备超强的抗干扰能力,才能有效地利用起前面提到的种种暗时间。抗干扰能力也是可以练习出来的,上本科那会经常坐车,所以我就常常拿着本大部头在车上看,坐着看或者站着看都可,事实证明在有干扰的环境中看书是非常锻炼专注能力的一个办法:D 另外,经常利用各种碎片时间阅读和思考,对迅速集中注意力和保持注意力都非常有帮助。记得很久以前TopLanguage上大伙曾经有次饶有兴趣地讨论“马桶时间”的利用,包括在卫生间放个小书柜。(估计很多同学心有戚戚焉吧:D)

Sunday, December 13, 2009

维茨金给我的两点启发

by Yurii

软件开发行业有句话叫“不要重新发明轮子”,可是现实生活中,“重复发明轮子”的现象却不罕见(Thomas Sowell 就说过:“每一代人的出生,都可以看作野蛮对文明的挑战,重要的事情在于及时教化他们”),原因大概可以分为两方面:见识太少,不知道有人已经发明了轮子;私心太重,不告诉人家自己发明了轮子。所以,如果有人愿意跟人分享自己的发明,又有人能够参与这种分享,“重复发明轮子”的现象就会大大减少了。所以,读到国际象棋大师维茨金的《学习的艺术》,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学习的艺术”原名the art of learning,art翻译成“艺术”虽然无可厚非,但我觉得澄清一下更好:根据Merriam-Webster的解释,art指通过经验、学习和观察获得的技能。维茨金的书要介绍和分享的,就是他关于学习“技艺”的感悟。书里讲得最多的,不是玄妙的技巧,而是学习的心态和习惯,就我的经验,如果能通读全书,再加以实践,学习的感觉会更加“明静”。下面谈谈我感受最深的两点。
软区域

日常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完美的计划,按部就班或许可以完成,却免不了要遇到突发事件,扰乱心情,打乱安排,结果整个计划执行的一塌糊涂,外加大堆的抱怨。
对这类问题,维茨金讲了个印度的寓言故事:一个人想步行穿过大陆,但道路布满了荆棘,这时候他有两种选择:铺一条路,征服大自然,或者,准备一双草鞋。
仔细分析起来,第一条路是隐含地将成功建立在“世界惟我独尊”的前提之上,第二条路则是放低姿态,以自己的才智和意志来应对困难——举个读书的例子吧,大家都喜欢在安静的环境看书,如果遇到噪音,第一种办法就是命令噪声源不许发声,第二种办法更像培养自己在噪音下阅读的能力。
无可否认,我们在专注的时候,“本能”的反应就是进入“硬区域”——紧绷身体、集中精力、不容干扰,如同一段树枝,刚劲,但也枯脆,而努力培养“软区域”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不再枯脆,能够心平气和地柔韧对待(容纳、处理)一切意料之外的变数,学会将它们为我所用。
“软区域”之所以重要性,是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在培养皿里生活,在真空中执行自己的计划,绝大多数人都没法做到“惟我独尊”,所以,依赖柔韧的“软区域”,反而可能在繁杂的世界中,“容纳”甚至“化用”干扰,向自己的目标前进——当然,培养“软区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长期的锻炼,甚至需要克服本能,不过,你能收获终身受用的本领。
整体理论和渐进理论

“我就是怎样的人”、“我就是合适/不合适做某事”,这样的话我们都不会陌生。小时候说这样的话,可以看成孩子的赌气,大人说这样的话,多半有些无奈,也可以认为是“自我认识更深刻”的结果。但是事实或许并非如此,发展心理学的领军人物 Carol Dweck 划分了智力的两种模式:整体理论和渐进理论。
整体理论认为,孩子在某方面做得好,乃是他“有天赋”,把成功归结为一中与生俱来、无法改变的能力水平,他们把综合智力与技能水平看成一个固定、无法继续演变的“整体”:“我就是怎样的人”,“我就是合适/不合适做某事”,可以看作整体理论的典型表现;
渐进理论,或者叫学习理论,则认为成就更多来自于长期的努力,信奉这种理论的人认为,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经过恒常的努力,循序渐进,新手也可能成为大师。
如果Dweck的研究只到这里为止,他肯定当不上“领军人物”了:Dweck继续研究,发现遭遇新的挑战,尤其是初步遭遇挫折时,习惯整体理论的孩子更容易焦躁不安、手足无措(或者说,在无从判断的未知领域面前,缺乏应对的能力),而习惯渐进理论的孩子,更容易用平和的心态对待挫折,找到原因,继续努力(凑巧的是,这里可以看到Dweck实验的另一面)。
总的来看,渐进理论是要优于总体理论的:即便我们不应忽视认识自我,“认识自我”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另一方面,“自我”本身也是不断变化的——一年前的自我,与当下的自我,将来的自我,必然不可能相同。因此,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来说,渐进理论都更适合认识自我,也才能得到更准确的,更具体的“我是怎样的人”、“我适合/不适合做某事”的判断;同时,我们也需要意识到,所谓“学习是终身的事业”,不但知需要不停学习各种知识,学习的过程本身也是可以(而且应当)不断改进的。
所以,抛弃固定的判断、以渐进的眼光看待学习(不要说“我不会”、“我做不到”,而要说“我目前不会”、“我目前做不到”),能够更准确更深刻地认识自我,也能够不断提高自己学习的效率,也只有这样,学习才不是简单重复的单调劳动,也才能做到维茨金所说的:追求卓越的关键在于,要坚持充满活力、长期的学习过程,不再满足于原地踏步、自甘平庸。

读和写是事业成功的关键

from 《北大批判》

精英教育为什么要以“解读生活的文本”为中心,为什么人文学科比实用学科更有助于达到这一目标。接下来讨论的是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为什么读和写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就此希望对被严重忽视的“大学语文”提供一些个人的意见。  记得1979年我刚考进北大中文系时,母亲非常遗憾地对我说,她办公室的所有同事对我选择中文系都表示惋惜。理由很简单:北京市前几名的高分,去哪里不可以?学中文有什么用?谁还不会中文?  

  如今30年过去,我这个中文系的毕业生似乎有责任回答这个问题,而且自信能够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个问题。可惜的是,这并不是因为我得益于中文系的训练。我做学生时是个反对用专业来界定自己的反叛者,在中文系大量逃课,而且至今仍然认为中文系的专业训练对自己没有太多用途。只是出来读书教学多年,比照美国的英文教学(因为英语是美国人的母语,也就相当于中国的中文教学),渐渐看清了母语教育的重要性。  

  很多人把中文和传统文化混为一谈。一提中文仿佛就是李白、杜甫、唐宋八大家、《红楼梦》等,仿佛中文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学生有一些传统文化的基本教养。我称这是典型的“中文系的中文”,对其他系的学生并无不可或缺的价值。我所谓的中文教育,更像是美国大学里的英语训练,是一种公共语文教育,最终落实到阅读和写作。读和写的能力是相互影响的。任何专业都需要这两项基本技巧。如今出国留学很热。去美国读本科要考的SAT,读研究生要考的GRE、读商学院要考的GMAT、读法学院要考的LSAT。这些考试最关键的一部分内容就是语文测试。它们和针对外国人的托福考试一样,其实就是美国的大学语文考试。仔细分析一下这些考试(特别是托福)就明白,人家并不借机宣扬美国的传统文化。恰恰相反,考试的设计者的一个目标就是怎样做到“文化中立”,即避免使用某个文化、宗教或社会中特殊的概念,免得在别的文化中生长的学生不懂,考起来有了劣势,影响了公正性。考试的宗旨,是检测学生吸收信息的速度和准确性。写作部分也尽量避免特殊的文化主题,而是集中于世界各种民族和文化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比如是否应该反对吸烟等,考的是你的思维,是你能否把自己的思想清晰地表达出来。  

  人家这么考,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大学和研究生课程对读和写的能力要求很高。这方面不行就很难有良好的学术表现。对此我有亲身的体会。我在耶鲁先读东亚研究硕士,再接着读历史博士,并不是文学或语言的专业。但在读写训练上,强度相当大。特别是比较一下在北大中文系读文学本科的经验,实在有天上地下之感。  

  先说读。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我们的阅读量实在很少。比如,中国古代文学课上了两年,主要教材就是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共四册,总共不足 1000页。除此而外,还需要读北大中文系编的古代文学“参考资料”或作品选,全是注释好的,总字数比游国恩那套教材略多一些。两者相加起来,两年读 3000页就算不错了。在耶鲁时,一门课一周的阅读量至少是一本书。运气好时两百多页,运气坏时四五百页。有的教授的课一本书还不算完,要外加一篇二三十页的论文。这样,一个学期就至少要读三四千页。当然这是研究生的量。本科生阅读量少一些。我和本科生一起上过课,还担任过他们的助教,领导他们讨论,检查其消化阅读的情况。一般而言,本科生一周的阅读也接近二百页或者更多,一个学期要读两三千页。即使是上大课,本科生还要额外参加讨论班,围绕着阅读内容发表自己的见解。阅读跟不上会相当痛苦。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读韦伯的《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我的习惯,这样的经典怎么也要一个月来好好消化。可是,这本书就是一周的阅读作业。那群本科的孩子读完了就批,闹得教室里硝烟弥漫,让我目瞪口呆。坦率地说,我英语不好,属于阅读跟不上的,阅读特别重的课一般不敢选,而且几乎从来没有完成过指定阅读——量实在太大了!不过,在不可能完成的情况下,也必须有自己的解决方案,适当取舍,选择最重要的信息。事后想想,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训练。

  再说写作。写作是大学语文教育的核心,也是问题最多的。我们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79级的同学大多数人进校时的理想是当作家,是想以写作为生。可是,新学期一开始,系里的一位负责教授就发表讲话,告诉我们不要误会,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中文系的目标培养的是学者。同时,他还强调要“厚积薄发”,先把学术的基础打牢靠,不要忙着写。  

  强调打下扎实的学术基础并没有错。想想现在的学术垃圾这么多,大家都“厚积薄发”有多好!可是,从“厚积薄发”引申到不动笔就错了。我在堂堂的中文系读了四年书,除了毕业论文外,总共就有过两次写作经历。一次是上古代诗歌课,教授要求用古文写篇千字文。那不过是他为了激励我们掌握古文而布置的文字游戏,并不算真正的写作。另一次写作,则是当代文学课的一篇四五页的评论,大概就2000字。应该说,这两位留写作作业的都是系里很优秀的教授。其他教授则根本没有要求学生写的意识。现在北大中文系也许不同了,但估计写作还是很轻的。  

  后来到耶鲁读研究生,从硕士到博士都是一样:一学期选三门课。有的课要求期末写一篇20页左右的长篇读书报告,有的课要求在学期中写三篇读书报告,一篇10页,加起来也30页了。还有几门课,则要求学期中写四篇三四页的短篇读书报告,外加期末一篇20页左右的长篇读书报告或研究论文。这样,三门课加起来,一学期至少要写60页。仅两年的硕士读下来,就要写快300页。那就是一本书的篇幅了。  

  我刚进去的时候英语差,看书都顾不过来,应付这份苦差事就更吃力。而且,口语越差,课堂上就越缺乏表现,全靠写作来证明自己。所以,我每篇学期读书报告都要找个文字好的美国博士生帮助我修改。有时是反复地修改。例如把长的复合句分解成短小的简单句,尽量用主动式、避免被动式,把主题句放在前面等看似简单的技巧,全是这么学出来的。记得头两年,我没有休过一天假。别人回家过圣诞节,我在学校夜以继日地苦战。每到12月初放寒假,我就向教授申请延期交论文(因为我的写作速度实在无法按期完成,教授在一般情况下都准许延期)。于是,寒假这一个月就成了我固定的写作月,把所有学期论文在来年一月第二学期开始以前写完。我记得第一个寒假奋斗到最后一刻,是在第二学期开始的前一天熬夜写完的。因为我知道,如果到那个时候写不完,下学期的课就压上来,就再也写不完了。当时真感到再多几个小时的工作量就超出了我的承受极限。可见普通文科的写作量之大。当然,后来认识了史景迁教授,并成为他的学生。这艰苦的生活才有了显著的改善。他每到圣诞节、感恩节,都开车把我们一家接到家里。夫人安平(也是我的老师)和继女Meimei都是天才的厨师。我们在他家里享受一年中最好的美肴,然后由他(有时和安平一起)深夜开车把我们送回家。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例外过。  

  现在回想一下,我的读写训练,主要是在耶鲁时训练出来的。我从硕士到博士,读了九年,不仅是每一篇论文和读书报告,就是写一封信也一定自己花钱请位高手帮我改,从来没有认为自己过关。应该说,我在研究院最大的收获,就是写作。帮我修改文字的都是母语为英语的博士生。找他们改完,再送给导师。我运气比较好的是,导师史景迁大概是西方汉学界英文最好的。我这么多年的写作,也多亏他反复批改。博士论文完成后把他批改过的草稿堆起来,简直就是一座小山。你如果能长期坚持这么大量阅读,读完了就和同学讨论,然后不断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不断地找写作高手修改,这种强度自然会提高你的语文能力。让我比较得意的是,我来美国读书时还一个句子都写不通,但几年后就在《纽约时报》评论版头条发表了文章。做学术的给报纸发表文章属于不务正业,按说不足挂齿。但以我如此低的英文起点,能在英文世界最权威的一家报纸亮相,至少也说明多年的奋斗并非毫无结果吧。

 再看看国内有关大学语文的讨论,实在不得要领。记得几年前,教育部曾要求大学对所有学生开设大学语文;后来又加以澄清,说这个要求其实是“建议”。不过,这一动作,还是引起舆论的一阵喧闹。我看看喧闹中的种种议论,觉得大学语文还是照样无可救药。因为大学语文的改革不能靠官僚的行政命令。那些在大学教书的人,首先要充分理解大学语文的意义。可惜大多数在大学从事文科教育的人,对大学语文还是一知半解。  

  我一向主张大学加强语文训练。不过,这种训练必须严格地建立在实用的基础上。如果学生们对大学语文的实用性不信服,学校强迫他们必修,他们对语文就会更反感,最终妨碍他们语文能力的提高。比如,有些人提倡加强大学语文的理由,是学生从小学英文比学中文花的时间还多。其实这并不是问题的要害。第一,我们必须问:重英文轻中文是学校课程设置的问题,还是人们自发的行为?认真一想就明白。中国的学校,除了英语课外,几乎所有课程都是用中文上的。用中文读历史,读科学,也是一种大学语文的训练。显然,中文课远比英文课多。重英文轻中文的现象主要不是课程设置的问题,也无法通过改变课程设置来解决。第二,重英文轻中文主要还是人们的态度问题。这个态度形成的基本理由之一,是不管中国的英文教育怎么失败,英文课还是比中文课实用。懂英文的人在实际生活中尝到了各种甜头。大家看得见,自然会效仿。我从上大学以来就拒绝跟潮流学英文,但十年后还是最终不得不心无他顾地读英文,并且受益匪浅。事实上,中国人的英文训练,如同大学语文一样需要加强,学习英文也有助于中文的提高,毕竟天下的语言都是相通的。我在这里讨论大学语文的教育,就频频引用英文教育的例证来支持。把两者对立,不利于振兴语文教学。

  所以我们不妨还是看看美国英文教学的经验。这对我们的中文教学肯定有参照意义。  

  几年前,我在所执教的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参加了一个教学会议,主题就是大学语文。开这个会,是因为美国也面临着大学语文的危机。美国教育部的一个调查显示:1992年美国大学生达到高级阅读水平的比例为40%。所谓高级阅读水平,就是具有阅读复杂的长篇文章的能力。2003年这个比例降到了31%。不用说,哈佛耶鲁这种一流大学挑的是最出色的学生,大致不至于阅读水平下降到如此地步。但我们这种小学校,录取的是一般的学生。语文能力降低,在我们的学生中自然表现得相当充分。

  阅读差,自然影响到了写作。不管学生日后从事什么工作,写作多是其一生成功的基础。在这方面,我可以随手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前面提到的美国最高法院首位拉美裔大法官的Sonia Sotomayor。她刚进普林斯顿读本科时,根本不会写。为了掌握这一关键技能,她不仅平时“驻扎”在图书馆中,而且用一个暑假恶补语法和文学。特别是大一时在历史系Nancy Weiss Malkiel教授的课上得到了老师非常个人化的帮助,理解了从批判性地阅读史料到分析性地写作这一全过程,最终成为一个优秀的写手。毕业后她考取耶鲁法学院,号称是“一路写过”法学院,成为优异的毕业生。日后她当法官,所写的判词成为人们评价她的主要依据。在司法领域,没有清晰的写作能力很难成功。这一点,上一节讨论法学院的教育准备时也讲得很清楚。其实华尔街也并不例外。2009年5月1日以107岁的高龄去世的Albert Gordon,大概是亲身经历1929年股市大坍塌的金融精英中最后一位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是华尔街的重要领袖人物。关于他的传奇,除了八十多岁开始跑马拉松外,就是当老板时给每个雇员一本《风格的因素》(The Elements of Style)。这本几十页的小书,在美国被称为写作《圣经》。可见他要求公司里的每个人都必须具备良好的写作能力。根据对120位美国大企业人事部的负责人的调查,写作水平一直是高工资、高技术的标签,是成功者的基本特征。那些写作不行的人不容易被录用,也很难获得提升。三分之二的美国大企业的雇员的日常工作要通过写作来进行。80%以上金融、保险、房地产等服务业的公司,在雇用员工时要考察写作。40%的公司要特别培训写作技能不足的员工。美国公司在这方面的投资,一年估计达31亿美元。

  这些事实摆在这里。大学语文的重要性就不言自明。美国企业一年投入31亿美元训练职工的写作能力,一是说明大学教育的失败,毕业生写作能力达不到市场要求;二是说明我们作为大学丢了一笔大生意,把31亿美元的市场让给了别人。怎么抢回这个市场?我们学校并不是单找英文系开会,而是把各系的教授都召集起来,强调每个教授不管专业是什么必须教学生怎么读、怎么写,并且要人手一本写作手册,从句法到标点,解释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说,写作绝对不是一个系的问题,不能从专业教育的角度来理解,而是通才教育的基础。每个系、每个专业都必须重视。比如耶鲁这种精英大学,学生按说都非常出众。但是,学校给学生配备了寄宿在每个学院的写作教师。学生写学期论文或其他文章,都可以找这些教师帮忙。这种对写作无微不至的关注,在北大是绝没有的。我上了四年中文系,从来没有一个教授要求我改进写作。如果你上光华管理学院,写作可能就更不在教学的视野之中了。大家不妨到北大各系调查一下,有几个系对学生提出了严格的写作要求?大多数系的学生,读四年书恐怕从来没有从老师嘴里听到过“写作”二字。但是,现代社会是通过文献组织起来的。无论是在官僚系统还是在企业,文献体现着社会组织的复杂性。如果你不能参与写作这些文献,不能有效地阅读这些文献,你就无法担任任何中高层的工作。  

  那么,写作应该怎么教呢?在萨福克大学,我作为一位英语不是母语的外来教授,指导美国学生写作的能力有限。不过,在美国大学教书的每个教授都负有大学语文教学的使命。在一些关键时刻,我也会现炒现卖。我的方法,和国内大学的写作教学非常不同。不妨在这里简略地讨论一下。

  我讲写作并不强调文法。虽然学生的文法错误有时一塌糊涂,但我对自己的文法也并不放心,不觉得自己是能在这方面帮助他们的最好的人选。但是,即使我这样一个英语不是母语的人,在写作上能够给学生提供的帮助还是很多。

  首先,我把写作放在人际沟通的大背景中来讨论,让学生们理解写作的意义是帮助他们建立自己和世界的关系。高中生进入大学,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变了。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能做出适当的心理调整,导致了极大的挫折感。以下是我在课上经常对学生讲的话:  

  “你在动笔之前,要先摆脱高中生的心态。心态不正,下笔就失败。此话怎么说?在高中时期,你是世界的中心。家长老师都围着你转。比如,你一回家,妈妈就追着你屁股后面问长问短,恨不得你告诉她在学校里发生的所有事情。甚至她要偷看你的日记。这种关注,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你写作的心态。无论老师让你写什么东西,你都可以跑到计算机上飞速地打字,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从来不考虑读者问题。这当然不完全怪你。因为你没有必要考虑读者。你在日记上无论写什么,你妈妈一有机会就会偷看。你不自觉地形成了一个预设:我写出来的东西,反正别人是要看的。甚至你觉得别人有义务看你的东西。  

  “在大学,你要完成从高中生到一个负责的成人的心理转型:你已经不是世界的中心,没有人那么关注你。整个世界不会围着你转。相反,你要围着世界转,把别人当做中心。举个例子,有些同学不论是写求职信也好,写申请学校或奖学金的信也好,总喜欢漫无边际地从自己小时候的故事说起,而且一写就很长。这是典型的高中生心理,觉得妈妈巴不得看你写的关于自己的东西,写得越多她越高兴。但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谁在读你的求职信?这些问题你们想过没有?举个并不那么极端的例子。你申请的那个职位,也许有几十人同时在竞争。读你的求职信的人,也许已经忙得疲惫不堪,甚至刚和同事或客户有过冲突,或者家里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总之,他可能是在心情非常恶劣的情况下拿起你的信来读。如果你的信的头两句没有实质性内容,或讲了些和他不相关的话,他很可能会随手就把信扔到纸篓里。即使他心情很好,碰到这么多求职信,也不可能公平对待;每封只能略微瞟上几眼,挑出几个最能吸引他的认真阅读。在这种情况下,你的信还是可能被读了两三行就扔掉。这就是生活的现实!所以,当你已经不是世界的中心的时候,当你必须把别人当成中心的时候,你写第一个句子的时候就必须反复思考:我这封信写给谁看?对方作为一个陌生人,为什么在百忙之中要抽出时间看我的信?所以,你的第一个句子,不仅要表达出你全信的主题,而且必须要给出读者阅读这封信的充分理由。换句话说,你的第一句话必须建立起你和素不相识的读者之间的联系,让他们觉得你和他们的生活或工作是相关的、不能被忽视。以后的每一个句子,都要不断地深化这种联系。等他们读完信后,就觉得他们和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他们才会考虑雇用你的问题。要记住,对别人而言,你是无关紧要的。没有你,他们的生活不会有任何改变。所以,没有人会像你母亲那样平白无故地注意你。你必须自己奋斗,和这个世界建立联系,让别人了解到你的存在对他们的意义。为此,你必须和许许多多的人一起竞争来获得他们的注意力。  

  “当你们认识到自己和世界的这种新的关系以后,你们就必须反省自己的写作习惯和风格。看看你们交上来的读书报告。许多明显的拼写错误不说,甚至有人该大写的字母不大写,好像还是写短信一样随便。如果你给熟悉的朋友发短信,大家一向如此,这当然没有关系。但是,大学训练的是你如何和一个陌生的世界建立关系。你要赢得别人的尊重、别人的注意力,就必须非常正式。这至少表达了你对对方的尊重。如果你对别人不尊重,怎么能指望别人尊重你?所以,如果你申请到耶鲁读书,虽然知道读信的人就是耶鲁的教授,你也不能写‘我希望到耶鲁读书’,而要恭恭敬敬地写上‘耶鲁大学’的全称,就像接受面试必须穿西装系领带一样。这是其一。其二,人家如果要求你写两页的申请信,就一定要写两页。如果写不到两页,人家可能会觉得你连两页纸都填不满,没有什么‘货色’。不过更常见的问题是,许多人超过了两页,觉得自己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告诉人家。这是万不可以的。还是那句话:这个世界不是以你为中心的。人家告诉你两页,说明人家只愿意为了你花阅读两页纸的时间。如果你一下子写了三四页,这就好像你在那里单方面地要求:我比别人都重要,请为我花更多的时间!对不起,你没有权利对陌生人提出这样的要求。”



  最后,我建议所有的学生,不管是一年级的“新鲜人”还是四年级的毕业生,都回去写求职信:  

  “不要觉得你才上一二年级,离找工作还远,不必写求职信。你必须现在就开始写!第一,写求职信给你一种生活的目标感和紧迫感。第二,求职信比你想象的难得多,也许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写完美。想想看,你至少已经18岁了。亚历山大20岁就成了马其顿的国王,接下来十几年内一直打到印度,几乎征服了已知的世界。你们18岁总应该想想自己要为世界做什么吧?最好的办法,是锁定一个你最想干的工作,然后开始写申请信。当你一下笔时,你必须想怎么把自己‘推销’给这个世界;你作为一个人,是否对这个世界有价值;你凭什么说服别人相信你的价值、给你机会。我年纪比你们的父母恐怕都大,读完大学工作了十多年,又在耶鲁读了九年研究院。可是,我写第一封求职信时,为那两页纸花了至少两个月的时间。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有那么多的经验、学了那么多,有那么丰富的东西可以展示,觉得两页纸小得装不下自己。这样,我花了许多时间,才终于使自己谦卑起来,把一切浓缩到了两页纸以内。这时,你就感到这两页之重,有了个近乎完美的求职信。但工作两年后偶尔再看这封信,才觉得写得很糟糕。当我想怎么改写时,突然觉得那两页纸实际上很长。我过去感觉我的经验和训练很多,现在则觉得自己很空,用自己所有的东西也难于把这两页纸填满。这时我就有了强烈的危机感:我这一生究竟干了什么?然后又有了明确的目标,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努力才能把有分量的东西写在这封求职信上。你们如果才上大学一二年级,也许首先感到的是没有足够的内容填满这两页纸,自己没有东西可以推销给这个世界,或者说你觉得自己对于这个世界而言是个没有什么价值的人。这种感受,会给你目标,会让你知道怎么努力才能坦然地在求职信上显示出自己的分量。还是那句话:你不是世界的中心,世界不会围着你转,你必须围着世界转。写这样的信,就是让你通过建立自己和世界的关系来认识自己。”  

  以上谈的是我写作哲学的一个侧面。这些我在北大的时候没有学,老师也没有教;估计现在的北大也不太会教。但是,大学是你人生的最重要的转型期之一,是你通过在和世界建立崭新的关系的过程中认识自己的时期。写作是完成这一过程的基本工具,也是你日后对付这个世界的基本技能。这些跟唐宋八大家未必有关系,跟《红楼梦》未必有关系。你懂不懂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许无关紧要。但是,你要懂得人生。写作就是你独特的人生叙述。我劝中文系的教授,不要自以为是个大文豪,不屑于帮助学生修改这种求职信。我相信大部分中文系教授甚至没有能力在这方面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帮助。对我来讲,给自己写求职信和给《纽约时报》写文章一样具有挑战性。前面已经讲过,导师史景迁教授作为当代西方的一大文豪,对我的写作帮助甚多。但令我受教最深的,还是他对我求职信中一个字的修改。记得当时我写到“我有‘独特’(unique)的经验和训练胜任贵校的职位”,等等。他则说不要用“独特”一字,这样显得太“pushy”,也就是说太过分甚至强迫性地要求人家承认自己的某种品质。事后想想道理也很简单:世界上谁不是很“独特”?而且你怎么知道你所谓“独特”的那些素质别人一定就没有?推销自己没有错,但不能建立在贬低别人的基础上。天下的人多了。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你一无所知。说自己“独特”并不是仅仅颂扬自己,而且是排除了别人身上的相关品质。谁有资格这么做呢?这让我想起赵元任先生当年对自称发现了汉语中独特的语言结构的王力的教训:“言有易,言无难。”王力说这是他一生最为受益的一句教训。我也认为删掉“独特”二字是史景迁先生改正了我在建立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叙述中最重要的一个词。  

  可惜在中国,很多人总是从捍卫中国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讨论大学语文问题。这等于把大学语文课变成了文学课或者文化传统课,根本没有美国大学在回应大学语文问题时那种实际的针对性。我经常听到教育界人士在呼吁重视大学语文时讲什么唐诗、宋词等古代文化的重要,许多大学语文也要求学生反复诵读甚至背诵这些经典,却从来不去讨论阅读的实质:吸收信息的速度和准确性,在吸收信息的基础上如何有效地表述自己,通过写作和世界建立创造性的关系。当你要求学生反复诵读一段文字时,他们就必须在阅读量上打折扣,所吸收的信息就不够丰富。当你听任学生只读不写时,学生就会变得“学而不思”。毕竟学生面对的是未来,面对的是信息爆炸的挑战,并且是未来的制造者。那些大学语文的鼓吹者,则往往是中文系出身的人士,知识面非常狭窄,很难体会到学生们的需要,也不懂得怎么加强大学语文的实用性。学生觉得从大学语文中学得不多,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几年前和北大法学院的贺卫方教授就法学院招生问题进行辩论时就指出,法学院的硕士生录取考试,可以完全不看专业,就考大学语文和英文(另外可以加一门数学或逻辑)。考的方法,也要借鉴美国的托福或GRE、LSAT的方式,重点考阅读理解,看哪个学生能在限定的时间内最有效地从大量阅读中吸收信息。其实不论是读研究生,还是在信息时代的职场奋斗,通过大量阅读快速地吸收信息是一个人最重要的素质之一。现在知识更新非常快。你招来的研究生也好,雇员也好,如果专业上很强,但读得慢、写得差,以后自己的专业上知识被更新了,吸收新知识的速度又太慢,就很容易被一个阅读迅速准确的人给超过。你也无法有效地和世界建立创造性的关系。这也是在美国几乎走到哪里人家都要考你语文的原因。  

  我们的大学毕业生考研也好,招聘也好,录用者都过多注重专业,忽视了语文这种基本的素质。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大学教授自己就在大学语文上不过关,也不对学生在这方面提出要求。这已经在伤害学生了。几年前一个留美的中国学生和导师发生冲突,差点被开除。导师的理由之一,是她英文太差,提交上来的东西导师要一行一行地改。虽然后来中国学生一起抗议把她保下来,但此事反映了这位中国学生被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心态:我是科学家,不是文人,犯不上在写作上下功夫。她根本不知道,在美国的教育中,你从小就被告知:不管你干什么,写作是成功的基石。我们的大学只要教给这位留学生哪怕是一点点这样的意识,她也不至于写研究报告不找人润色就交上去,然后让世界顶尖的科学家一个字一个字给自己改英文,甚至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可见许多学生在国内不在乎大学语文,到了美国也不把人家的“大学语文”当回事,最后给自己的事业埋下了失败的种子。我希望下一代的学生不要重复这样的经历。